“我以前犯了太多的錯，對不起黨組織的培養，感謝組織在最后關頭沒有放棄我，而是拉一把，挽救了我，也挽救了我整個家！我一定汲取教訓，認真改錯！”這是今年9月我開展回訪教育再次見到耒陽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熊某時，他說的一番心里話。

熊某于去年6月攜子主動投案，引起廣泛關注，而他并不是個例。2019年5月以來，衡陽出現問題干部“主動投案潮”，從全市最年輕的縣級市委副書記唐某某，到資歷最老的縣級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李某某，從長期處在權力集中、資金密集、資源富集部門的領導干部——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副調研員曠某，到啃食民生資金的“蟻貪”——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社會養老保險處副科長曾某……主動投案的干部涉及全市7個縣（市、區），年齡覆蓋“50后”到“80后”，既有黨委、人大、政協等領導機關干部，也有來自公安、發改、自然資源、公路、人社、醫保等部門的干部。主動投案從現象成為常態，看似偶然，實則必然。

沒有高壓反腐的強力震懾就“震”不出“虎”來。在談話中，不少問題干部向我坦言，自己選擇投案，首先還是因為“怕”。正是因為我們始終堅持嚴的主基調，讓懲處“后墻”不松、底線常在，才使他們斷了僥幸的念想，將主動投案作為唯一出路。2019年上半年，全市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991件，涉及縣處級干部13人。相比以往同期，處置問題線索數、立案數、留置人數、處分人數均明顯上升，釋放出越往后越嚴的強烈信號。

“震懾于持續反腐的高壓態勢，貪腐代價越來越大，僥幸心理越來越小。”衡陽某縣級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李某某在懺悔書中講道。李某某投案前一度“不信組織信關系”，嘗試通過各種手段和渠道拉關系、找門路，企圖逃避黨紀國法的制裁，都被我們擋了回去。隨著審查調查逐步深入，形成合圍之勢，李某某感到四面楚歌，明白“再也逃不掉了”，于去年6月主動投案。

如何甄別“投案”還是“投機”？在案件處理過程中，我們發現部分問題干部把投案當作權宜之計，抱著投石問路的想法，甚至妄圖搞假投案真投機。對此，我們嚴格規范主動投案程序和認定程序，對每一名可能有主動投案傾向、能夠挽救的人員，我都會嚴格把關。同時，把握各個環節的談話重點和談話方式，通過思想感召給予“拉一把”的關懷，讓他們真正信任組織、向組織靠攏。

耒陽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熊某就是一個典型案例。熊某一開始面對談話時，對關鍵問題避重就輕，言語中有戒備、有對抗還有試探。我先后4次和他談話，一方面嚴肅指出問題，另一方面講明黨紀政策，曉之以理、動之以情，做到既攻心又暖心。在一次關鍵談話中，我伸出雙手對他說：“現在你們已經到了懸崖邊，我是代表組織再最后‘拉一把’，一手拉的是你，一手拉的是你兒子，如果你們放棄機會，拒絕挽救，就會掉進深淵，不僅自己身陷囹圄，家庭也會妻離子散。”一席話戳中熊某的心窩，他痛哭流涕，緊緊抓住我的手……經過4場“思想政治課”，熊某終于從“假投案真投機”到“真投案真悔過”，從“僥幸心理妄想逃避”轉變為“信賴組織和盤托出”。

迷途知返，拉一把；不知悔改，嚴懲不貸。我們精準運用監督執紀“四種形態”，堅持事實和紀法是定量，突出態度這個變量，給主動投案的干部以正確出路，對拒不交代問題或以小掩大、避重就輕等企圖蒙混過關的，依規依紀依法從重或加重處理。

衡陽某縣級市市委原副書記唐某某因主動投案向組織交代了問題，上繳違紀所得，認錯悔錯深刻，最終被給予“斷崖式”處理，降為四級主任科員；而涉及此案的該市紀委原常委李某某，因不珍惜組織給予的機會，對抗組織審查，最終被采取留置措施，移送司法機關。處理結果的強烈反差，讓存在違紀違法問題的干部明白“主動與不主動，結果大不一樣”。查處該案后，2個月內衡陽共有包括3名處級干部在內的6人主動投案，凸顯了分類處置的示范帶動作用。

2019年以來，全市共有88名干部主動投案，每次主動投案都是一次生動深刻的教育。我們對這些案例進行整理和分析，并將之運用于審查調查實踐中，為問題干部指明出路，體現懲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方針，實現了政治效果、紀法效果、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。